1984年，一个84岁的老太太来到政府接待处，对工作人员说：“我要捐款24亿！”
1984年，一个84岁的老太太来到政府接待处，对工作人员说：“我要捐款24亿！”她是什么人？哪来的这么多钱？耿维馥的出生背景源于沈阳一个商人家庭，那里经济条件优越，让她从小接受系统教育，培养出多项技能。1900年，她来到世间，家庭氛围注重知识传授，她在青少年时期就展现出对学习的热情。长大后，她面对众多求婚者，却选择等待更合适的缘分。直到遇见赵欣伯，这个比她年长十三岁的男子，他的经历包括早年从军和求学过程，吸引了她的注意。赵欣伯出生于1887年的河北宛平，最初担任清廷禁卫军职务，王朝结束之后，他转向教育领域，试图通过留学提升自身地位。家庭经济压力让他一度进入戏班工作，扮演武生角色维持生计。他在娱乐场所结识第一任妻子王碧琰，后者用个人积蓄资助他前往日本深造。王碧琰的付出让他顺利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法律，期间他与土肥原贤二和坂原征次郎等日本军方人士建立联系，这些人后来成为侵华关键人物。赵欣伯学成归国后，担任东北法律顾问，并逐步接近张作霖集团，成为参谋。他利用职位频繁向日本方面提供军政情报，换取个人利益。王碧琰在回国后不久因病离世，这让他陷入短暂悲伤。随后，他在沈阳邂逅耿维馥，两人迅速发展关系。尽管耿维馥家人反对，她仍决定结婚，并同意改名为赵碧琰，以纪念赵欣伯的前妻。这种改名反映出赵欣伯对过去情感的执着，也成为耿维馥人生转折点。婚后不久，九一八事变发生，东北地区局势剧变。赵欣伯公开投靠侵略者，参与伪满洲国建立过程，担任高官职位。他在这一时期大肆敛财，通过各种手段积累财富，同时压制当地民众和爱国人士。他的行为导致伪政权内部矛盾加剧，日本方面为维护稳定，将他调离核心岗位，派往日本考察。这次调动让他有机会利用先前资金在东京购置地产，包括公寓和商业物业，这些投资在战后东京房价上涨中大幅增值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赵欣伯预感自身罪行将受清算，携带耿维馥逃往日本。他在那里继续经营地产，并立下遗嘱，将所有财产指定由妻子继承。日本政府很快驱逐他，他返回中国后被捕，以汉奸罪名入狱，最终在1951年病逝于监所。耿维馥带着子女返回北京，恢复原姓耿，隐居生活，从事清洁工作维持生计。她在胡同中度过平静岁月，直到1963年，街道工作人员上门告知日本遗产事宜。这笔财产源于赵欣伯在伪政权时期搜刮所得，后转移日本投资地产，总值约30亿日元。日本媒体报道无人继承的消息，中国侨务机构介入核实身份。耿维馥起初对追究遗产持谨慎态度，但国家支持让她决定追讨。从1963年起，她在侨务部门协助下，开始长达21年的跨国诉讼过程。这涉及多次往返中日两国，提交结婚证书、遗嘱复印件和身份证明文件。日本法院多次开庭审理，律师盘问细节，她提供证据逐步推进。期间，日本方面出现冒充继承人的诈骗事件，如华侨伪造文件试图侵吞财产，这些被警方识破后，反倒加速了中国方面的介入。诉讼过程充满挑战，日本政府一度试图将财产国有化，但耿维馥的合法继承人身份经反复验证，最终得到承认。1984年，判决生效，她获得30亿日元遗产。这笔资金折算成当时汇率相当于巨额人民币，她在获知总额后，迅速决定捐出大部分。捐款对象为国家，用于公共事业，她强调资金来路不当，应归还社会。这反映出她对丈夫罪行的认知，以及对国家保护的感激。赵欣伯一生投机取巧，从留学到汉奸生涯，都以个人利益为先，导致无数民众受害。他的敛财手段包括收受贿赂、掠夺资源，这些行为在伪政权中司空见惯，却给后人留下沉重负担。耿维馥的捐款举动并非一时冲动，而是经过家庭商议，她保留少部分用于子女生活，其余24亿日元直接上交，后又追加5亿指定支持教育，总计29亿。这种选择源于她对历史的反思，认为丈夫的财富本属不义之财，通过捐赠可部分弥补过往伤害。耿维馥的家庭在动荡年代幸存，得益于国家保护，她在捐款中表达感激。赵欣伯的罪行包括泄露情报，导致东北军政损失，他的行为在历史书中被定性为叛国。这个故事引发思考：面对历史遗留财富，该如何处置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，一起探讨时代变迁中的个人选择。
